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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是深圳?

2018-05-22 15:25:56  [来源:瞭望智库]

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,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迹的话,那么深圳的突飞猛进就是这一奇迹的金字塔尖。

1979年,深圳建市时GDP不足2亿,而到了2017年,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.2万亿元,猛增了1.1万倍(常住人口增加近40倍),同一时期内,中国经济增长了约200倍。就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速望尘莫及一样,中国其他城市面对深圳,也不免瞠乎其后。

今天的深圳,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,位列全国第三,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。在高新技术发展关键指标之—的PCT(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,专利合作协定)国际专利申请上,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,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(2017年占全国的43%),同时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第二。

如果把深圳当做一个经济体,放在国际上去比较,那么其GDP已经超越以色列,其2.71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,与中等发达国家西班牙和韩国相近。

深圳既非古来富庶之地,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然资源,甚至并不是唯一的特区(据《经济学人》统计,如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已超过4000个),其崛起之快却可谓前无古城,后难有来者。

那么,这座40年前在经济版图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年轻城市,是如何凭空出世,成为中国高新技术研发的中心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典范的呢?这背后,又经历了哪些曲折、有趣的故事呢?

文 | 高学思 瞭望智库特约宏观观察员

编辑 | 谢芳 瞭望智库

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,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(zhczyj)及作者信息,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。

1

历史很单薄

我国是文明古国,多数城市都能追溯悠久、灿烂的历史,但深圳是个特例。坦诚而言,这片位于珠江入海口、伶仃洋东侧的区域,在历史上并非人文富庶之地。

公元前三世纪末,秦始皇遣军南征,将岭南并入中国版图后,珠江三角洲的百越地区开始受南海郡(郡治在今广州)管辖;东晋初年(331年),晋成帝分南海郡地设立东官郡,兼置宝安县,其辖地包括现在的香港全境以及深圳大部分领土,是为宝安立县之始。


1866年(清同治七年)新安县(宝安县)全图

自被纳入中国版图后,两千多年的历史并没有给今天的深圳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古迹。从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占数量来看,全国有4296项古迹获此认定,深圳只占其中1项——明代大鹏所城,这在我国的城市中基本处于垫底水平。

作为深圳最大的古城,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(公元1394年),建成面积仅为11万平方米,即十几个足球场大小,仅仅是同时期建设的北京城的1/600。可以想象,在浩浩历史长河中,此地长期是人烟稀少的边陲地界,并无兴旺发达的迹象。

1842年鸦片战争,清政府战败,在《南京条约》中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侵略者,开启了后来的“深港分治”局面。在1860年和189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,清政府又将宝安县(时称新安县)深圳河、沙头角河以南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英国,从此确立了陆港之间的分界线。


1898年中英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附图

自此所讲的都还是宝安县的历史,那么宝安是怎么变成深圳的呢?是铁路成就了深圳。

“深圳”在客家话中意为较深的田间水沟,在原居民的语境下,只是指现今罗湖区东门市场一带,即“深圳墟”(“墟”意为集市)。这就相当于今日深圳的区域内出现了36个墟市,深圳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,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深圳墟的记载。

清末(1907年),广九铁路(广州-深圳-九龙)开始修建,并在当时的深圳墟设站。1911年铁路贯通后,极大地便利了交通,深圳墟人口聚居逐渐增多,工商业日趋兴旺,发展形成宝安县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。


1911年10月,广九铁路华段通车,蒸汽火车(二号机车)抵达深圳。

1931年,深圳镇设立。解放后的1953年,宝安县人民政府将宝安县城从南头搬到深圳镇,从此,深圳镇成了全县的中心区。再到1979年1月建市时,考虑到“深圳”的知名度已经比“宝安”更大,广东省委决定把新成立的副地级市命名为“深圳市”,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名称。


1979年建市前的深圳,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,只有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,一条是人民路,一条是解放路,全长不到2公里。

2

形势很紧迫

新中国成立以来,宝安县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,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,与河对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远。

“内地劳动一个月,不如香港干一天。”一河之隔,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,以至于不少宝安人开始“逃港”,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、被逮捕判刑的危险,纷纷抱着轮胎或泡沫游向对岸。

据统计,1957-1979年间,宝安至少有约六七万人逃往香港,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。当时流传一句民谣:“宝安只有三件宝,苍蝇、蚊子、沙井蚝。十屋九空逃香港,家里只剩老和小。”

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。1978年时,宝安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,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,而且那时港币比人民币“值钱”。因此,香港对当时的宝安人有极大的吸引力,大到从宝安罗芳村人逃往香港的人,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罗芳村。

后来,宝安的边境管理严格起来,河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,于是便约定日子,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,喊话沟通。这也是当时宝港之间“界河会”的一大奇景。


沙头角“界河会”

1978年7月,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“逃港”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。在沙头角的中英街,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,宝安这边冷落萧条,心中非常难受,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,解放快30年了,那边很繁荣,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。

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,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、珠海两地调研后,广东省委于当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《关于宝安、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》,提出要在三五年内,把两县建设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,同时吸引港澳游客,打造新型边防城市。

广东省委的新思路,与中央的开放政策不谋而合。

1979年4月,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,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: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,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。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。

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。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,但老定不下个名来时,就说:“就叫特区嘛!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。”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,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:“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些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‘血路’来!”

1979年7月,广东省确定把深圳、珠海和汕头三个市划为出口特区后,开始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,最终确定在深圳市南部,东西走向327.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。

1980年8月26日,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,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。当时全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、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,新生的深圳经济特区,在中国的制度创新、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。


从1979年1月,宝安县升为深圳市(副地级),再到1981年成为副省级城市,深圳在两年内“连升三级”。

3

速度很惊人

1979年深圳建市后,最先开发的是蛇口工业区。

当年2月2日,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.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。经过认真的规划设计后,7月8日,蛇口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,正式破土动工,这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“开山炮”。


蛇口开山炮

1980年8月,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,大规模的城市开发随即全面铺开。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,中央军委及时调遣两万基建工程兵进行支援。同时,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设者也云集深圳,他们都成为特区建设的“开荒牛”。

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,深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,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,创造了闻名全国的“深圳速度”。

最知名的成果是1982年动工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,负责这一项目的是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一公司,它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最快时三天盖一层楼的惊人速度,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。“深圳速度”、“三天一层楼”也成为当时媒体提到深圳时的常用词汇。

[责编:潘晓慧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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